共同體的困境與可能性

piggod10 發表於 2018-09-01

「我所能說的就是當一個共同體內部為數眾多的一群人認為他們自己形成了一個民族,或者表現的彷彿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民族的時候,一個民族就存在了。」-賽頓-華生,《民族與國家》

某程度而言,「共同體」根源於群眾的宇宙觀及世界認知,是以宗教詮釋(經典語言)、神授君權擊同時性想像能維繫共同體。然在宗教共同體潮退,世俗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必然得另覓共同體構成之基礎,而資本主義、印刷科技和人類語言多樣性共構成新共同體之基礎,資本主義促使印刷語言方言化,印刷語言的固著性及包容性則創造了具有排他性/權威性的權力語言。印刷資本與地方語言的匯聚,使得原宗教語言之神聖性喪失,「現代」與「古代」產生斷裂,語言本質上的內聚性進一步彰顯。印刷資本的出現使同時性強化,是以「民族」之概念遭到固著。

承襲上列先備要素,殖民地的特殊情境成為民族主義形成的場域,除殖民地印刷資本以外,士宦晉升制度亦劃出了殖民地之行政及同時性範疇,建構了民族共同體之基礎。由此延伸定形的民族主義成為凝聚共同體認知的先驗想像基準,此一認知亦被殖民地母國或者傳統王國援引使用,此即為「官方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應被理解為傳統王朝抗拒民族主義之手段及策略,藉由指定國家語言及挪用既有之共同體等概念,並融入帝國主義之擴張作為,遂於殖民地發展為推動官方語言及建置官方民族主義之方針。

殖民地母國建制的官方民族主義,提供殖民地知識份子堪可化用的民族語言及典範,並以殖民地的官僚及教育系統(封閉的朝聖之旅)設定有限範疇,建構自身的民族認同場域。語言在此業已不是限制殖民地共同體形成之因素,而是擴散之工具,由此亦帶來了亞非地區對現代工業帝國主義之反動作為。藉既有的連帶關係,民族共同體經語言凝聚共識使民族的存在合理化,亦使得其道德崇高性得到確保;然語言具備既開放又閉塞的性質,為對殖民體系內部建構先驗性的階級關係,生物性識別(族群)遂被建立,其藉由「王朝合法性」及「民族共同體」之概念,正當化了種族階級的對內壓迫,而種族主義更進一步連結了跨國的殖民統治階級。

「民族共同體的成形」使得(民族)革命成為可能,而其開展除受民族想像之影響以外,亦得力於革命計劃的援引。布爾什維克革命成為二十世紀革命範式,其替革命行為建立了既成的仿效對象;然而,革命者控制國體後猶仍得藉官方民族主義運作國家機器,這促使領導階層更容易傾向借用舊政權/王朝國家所推定的民族屬性,進一步造成認同系統由殖民地時期嫁接至民族國家時期,而這一繼承則與殖民地官僚系統的延續相伴共生。

領地空間的想像方式形塑了民族認同的空間場域,該空間的建制則需上溯至殖民地政府的人口調查、地圖劃定及博物館經營作為。人口調查以殖民者之種族想像建立生物性識別範疇,並藉官僚系統賦予自成的生活想像;地圖於實際的地理空間中畫製想像的邊界,其「絕對空間」之性質更成為民族認同/分野的準據;博物館/考古遺跡則藉遺跡的去脈絡/去神聖化彰顯殖民威權及國家力量。

範疇與想像形式的繼承促使殖民地之民族共同想像形成,又由於殖民地及其母國間的平行性、同時性、接續性、從屬性及隔離性等互動關係,令殖民地獲得尋求權力重分配的動機。民族主義在殖民地特殊的環境下孕育,而殖民母國端的民族主義則屬後發,這逼使其逆溯自身尋求歷史的先例及範式(例:語言),而先驗性經驗的追求亦使歷史話語權遭受掠奪。由此,歷史事件中干涉民族共同體想像的元素於教育系統中以「忘卻」為前提被指認,藉此彌合民族國家形成前的主權矛盾/誰屬/主客問題,而「遺忘」的經驗及疏隔,正是引發民族對「認同」敘述之指認功能迫切需求之要項。

倘若將《想像的共同體》書中對民族主義形成之分析放置台灣的場域中檢視,我們不難發現,受制於台灣近代史的政權更迭,「台灣民族主義」之成形實際上是一個相當晚近而且遲慢的過程。以安德森提出的印刷資本主義及殖民地官僚晉升系統等民族主義成形要素參酌之,我們當可識得台灣自日治迄中華民國政府來台之歷史進程中面對的是兩個殖民政體的交接及過渡,殖民政權的更迭使得台灣民族主義成形的要素不得不遭遇再累積的困境。

這個民族主義進程的中斷使得台灣的民族主義發展遲緩以極,而中華民國政府於戰後帶來的特殊殖民情境使得本地的民族主義發展更形艱困。於冷戰狀態下,台灣的地理空間場域既是「殖民地」也是「殖民母國」本身,於時空氛圍下被建構出的「他者」變成了敵對者(中共政權)而不是殖民者(中華民國政權),被殖民者(終戰前台灣住民各族群,此處僅就台灣近代史的歷史進程討論)的身分在這一環境下變得模糊。官方民族主義表面上要對抗的是「敵對者」,實質上真正重要的,應當是拱衛「殖民者」的存續合理性並避免當權集團淪落邊陲,然而這個意識的存在卻於冷戰情境下被隱藏起來了。 許或也正因此,臺灣國家正常化的發展路徑才會與中華民國國體存續與否一事產生混淆,因為此二者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獲得準確的釐清,而戰後的民族主義進程也不得不進行調整,並且訴求更寬廣的認同範疇。然而,共同體的建構在解嚴以後的發展猶仍充滿困境,其矛盾仍在於民族主義的核心召喚各自不同,中華民國以及終戰前台灣各民族彼此的想像猶在,現階段國家認同的歧異性即由此生,共同體最終應該如何被想像?該想像的建構又援引自何處?這些困境理當由殖民情境及各階段歷史進程加以檢視之,在檢視批判的過程中凝聚出新的共識:那是我們必須行的路,也是國家必須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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