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看《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hungching1982 發表於 2015-09-19

這是一本在台灣頗有名的「人文主義地理學」作品(另一本相當有名的是:《逃避主義》,台北:立緒),乍看之下和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似乎沒什麼關係,但是讀了之後才知道,它和STS在思考上有許多平行性。先簡單介紹一下各章:Ch.1主要介紹「地方」(place)的概念與定義;Ch.2藉由地方的系譜學來說明各種與地方相關的理論;Ch.3中,作者藉著評論有名的論文〈全球地方感〉來討論local/global的緊張關係、相互定義,以及它們之間的爭議;Ch.4進入實用階段,舉了一些應用「地方」來思考的實例;最後的Ch.5則提供了各種與地方相關的學術資源。

STS的重要理論ANT(actor-network theory)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物」並沒有一個本質的存在(entity),它是在網絡中才得以形成,亦即,「物」和網絡是「相互定義的」:ANT聽起來奇怪的地方在於,如果沒有這個物,網絡就會崩解,相反地,沒有這個網絡,也無法支持這個物的存在。這種概念和「地方」是平行的。所謂「地方」,有兩種組成元素,一是物質的(material),例如:高山、河流、樹木、地理邊界;一是非物質的(non-material),例如:農耕活動、傳說、當地發生的各種事件。如果地方只是物質的,那它僅僅只能稱作是「區位」(location),而無法被辨認出來,唯有加上非物質的元素,「地方」才開始變得有意義。例如,如果你跟妳的外國朋友說台灣的山脈有多長、平均高度多少、面積大小、甚至有幾大河流,你的外國朋友很可能還是不知道你住在哪裡,但是如果你告訴他,台灣就是最近馬英九當選總統的那個地區,他可能就恍然大悟,腦海中同時浮現許多他曾在報上讀到的訊息:台灣位在太平洋上、是一個小島、和中國關係緊張、曾經有紅衫軍上街頭…等(物質和非物質都混合了起來)。

在這個層面上,台灣之所以是台灣,和細菌之所以是細菌,意義非常相似,細菌除了那個會動的生物體本身之外,它還能被培養、拿來釀酒、和法國經濟息息相關、甚至被變成「細菌」二字而寫進論文裡。另外,更細緻一點的談法,在ch.2出現:地方「從未完成」,亦即,地方是流動的。在ANT中,物的本體也一直沒有完成,隨著人們對它的使用、科學家對它的研究、甚至它本身的所在地,物一直在變動著,網絡的變動和物的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如何存在)有很大的關係,更別說「一個物」在不同的網絡中會不會是「同一個物」了。在這裡,就像台灣的history很重要,物的histroy也必須重視,因為它的本體除了在網絡橫向平面空間結構中被支撐外,同時也受到縱向垂直時間架構變化的影響(就我自己感覺,前者以較像是社會學,目前在STS中處理得不少,後者比較像是歷史學,但STS似乎談得不多)。當然,書中還有更多的細節,很值得讀者閱讀以後,再試圖關聯起來。

接下來,如果談地方,很難不談民族國家(或國族國家,nation state)。台灣一直以來的政治爭議,正式圍繞著這個問題打轉:我們到底是「獨立」了沒?地方和國族國家的關係,在於一個被承認的government,而這個government的重要功能,則是維持地方的邊界(boundary)。boundary是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情境下用以維持作為一個「地方」的重要條件,藉由boundary,民族國家/地方得以區分(國)內人/(國)外人,(國)外人可能是離散的,而(國)內人則是凝聚的。例如,對於台灣來說,(國)外人可以是日本人、美國人、或是墨西哥人,但是(國)內人只有一種,就是台灣人。這種凝聚性的(國)內人,意味著一種共同的「經驗」,最常見的就是「日常生活」或者「日常操演」(籠統的說法是「文化」)。這讓我想到STS中熱門的主題「實驗室」。對STS來說,實驗室具有相同的特質,它由一個教授主導,教授之下則是層級清楚的研究生團隊(學長姐、學弟妹),這個組織如同government一般,管理著這個實驗室,同樣的,這個團隊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控制進出實驗室的一切人事物。

巴士德的實驗室,如果要持續擁有獨門的細菌學技術,巴士德的團隊就必須嚴格的管制「外流」與「干擾」。從實驗室內到實驗室外的一切,無論是研究人員、培養皿、實驗手冊,都是「技術外流」的風險;而從實驗室外進入實驗室的參觀者、溼氣、風沙、甚至其他細菌,都有可能造成實驗過程的「負面干擾」。因此,「紀錄」變得十分重要,實驗室裡的工作日誌、排班紀錄、藥劑流通、廢液傾倒、老鼠購入與死亡,都像是國家的進出口貨物,必須嚴格控管(機場都有一個單位:檢疫局),也像是我們要出境或入境一般,行李必須掃描、必須經過海關詢問、甚至還要按壓指紋。如果巴士德實驗室無法管理好它的boundary,那麼它作為「巴士德實驗室」的獨特性將消失殆盡,它會消失在「茫茫實驗室大海」之中,它可能變成一個location,但不再是一個place。對於實驗室內的人來說,凝聚的力量也在於「日常操演」,這個團隊在同一個理論典範下操作(如同國家憲法),每個人都擁有幾乎相同的實驗技巧(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每天重覆著極為相似的實驗程序,甚至,他們會說著只有彼此才能夠理解的「實驗室內笑話」。我們很容易想見,如果一個實驗室從事的實驗越精密、龐大、複雜,它就越有power,而它必須做的控管也越多,就像美國,它不只要在境內廣設國旗、大談種族平等,藉此來凝聚國家意識,同時也要嚴格地管制出入境人士(臺灣人入境時,連鞋子都要脫起來檢查),只怕漏掉任何一個恐怖份子。從這個隱喻看來,所有的實驗室都是一個自我證成且相互支持的封閉系統,幾乎無異於民族國家。

簡言之,塑造「地方」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地方不是透過歷史的積累來形成,那麼就它必須依靠如同實驗室一般的強烈控管工作。對於一個汲汲營營想要擠身「先進」國家的台灣來說,做為地方的獨特標記多半是透過控管來執行,而不是歷史。實驗室是「現代化」最具體為的象徵:形成真理、判斷對錯、並且擁有無上不易被質疑的權力。如果台灣不斷地想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那麼我們就很難不生活在一個被控管的「現代操演」之下。

參考書目:
Bruno Latour (1988),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o Latour(1993),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 Joh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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